更(geng)新：2014年08月08日點擊：14875
在3G時代(dai)，高(gao)通幾乎成為所有(you)通信企業的(de)夢魘(yan)，從美標CDMA到歐標WCDMA概莫能外，但凡開發相關網絡和產品，都需要給高(gao)通交(jiao)一筆“過路(lu)費”；該公司(si)總部甚至有(you)一座標志性的(de)“專(zhuan)利墻”，上(shang)(shang)面密布著高(gao)通獲得(de)的(de)各式專(zhuan)利證(zheng)書，數量高(gao)達1400多件(jian)，震懾力十(shi)足，而(er)這還(huan)只是高(gao)通上(shang)(shang)萬(wan)件(jian)專(zhuan)利的(de)一部分(fen)而(er)已。
“全球3G的技術都繞不開高通。”高通公司曾如此豪言。
對中國市場而言，從CDMA到3G，乃至蓄勢待發的4G-LTE，高通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，但其強勢姿態和專利授權模式，卻一直備受業內詬病，這也成為去年底，發改委對其發起反壟斷調查的導火索之一。
隨著4G時代到來，中國企業在擁有專利、技術、市場、法律等全方位博弈方式，尤其是反壟斷契機下，能否突破高通的“專利墻”？
緣(yuan)起CDMA
高通首次進入中國，是因為CDMA。
2001年前后，作為入世(WTO)條件之一，CDMA網絡開始在中國落地建設，負責建設運營的是中國聯通，加上之前已投入建設運營的GSM網絡，聯通實際上一直承擔著兩張網絡的運營，甚至“雙手互搏”，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2008年電信重組。
由于CDMA網絡主要在美國成熟商用，而高通又是最核心芯片和專利商之一，因此在CDMA建設運營中，高通擔當著重要的角色，而對于CDMA引進，中國原則是“技貿結合，以市場換技術”。
2000年2月，聯通與高通正式簽訂了知識產權框架協議，確定了中國廠商使用高通知識產權的原則和程序。自此，高通逐步奠定了自己在中國無線市場的地位。
當時的框架協議，聯通實際上是代表國內生產廠商與高通進行談判的。在CDMA網絡建設同時，中國企業在得到政府CDMA用戶終端或系統設備生產許可后， 可以按照此框架協議確定原則和程序，較快地與高通簽署具體協議，并享有協議給予中國企業優惠待遇，在國內生產和銷售CDMA產品，還可進行出口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當年中國被認為是“全球第二大通信市場”，歐洲又在極力布局WCDMA，美國和高通為了實現CDMA在中國落地推廣，曾經承諾在專利、芯片研發、本地化生產等諸多方面，與國內產業鏈生產合作。與之相應，中國則支持CDMA建設。
盡管后來高通與聯通成立了合資公司推廣CDMA應用平臺BREW，但在更為核心的芯片開發、專利授權和本地化生產等方面，高通基本上沒有什么動作，當初的承諾大打折扣。
3G之殤
除了賴以發家的CDMA及其演進網絡，3G時代到來之后，高通將觸角伸向更遠。
“我們進入中國不是跟當地公司競爭，而是幫助他們，他們的成功也就是我們的成功。”2006年，時任高通董事長兼CEO的保羅·雅各布訪華，為了分羹TD市場，向中國產業界釋放了如此這般的信號。
但高通表面“蜜語”背后，卻是中國對高通3G談判屢屢受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便是在中國尋求3G制式之一的WCDMA專利談判，高通也都從中作梗。
2005年期間，中國與諾基亞、愛立信、摩托羅拉等在WCDMA談判上取得進展，也達成了某種默契，上述廠商同意一定程度降低專利費用，但高通不肯接受，導致談判陷入僵局。
由中國政府和通信行業協會牽頭的3G談判，原本期望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，爭取降低專利授權費用，卻屢屢遭遇高通“打太極”，從2004年開始，談判持續了三四年時間，始終未取得突破性進展。
但彼時面對3G即將啟動的風聲，企業都希望在市場布局和競爭中，占得先機。于是，在集體談判停滯的情況下，高通得以“各個擊破”，與相關企業分別簽約談判。
實際上，這也是高通歷來的策略之一，不管什么樣的合作模式，一旦落實到具體的協議、授權，高通都要求只能與企業一對一談判。通過繞開政府、協會和集體談判的方式，高通在專利授權上始終牢牢掌握著話語權。
即便是號稱自主知識產權的TD-SCDMA，高通也同樣要分一杯羹。按照高通的說法，只要涉及了CDMA技術，“都繞不開高通”，在TD問題上，中國與高通也同樣產生了多次摩擦。
由于在3G時代尤其是CDMA和WCDMA兩大技術上缺乏話語權，中國廠商基本上只能遵守高通游戲規則。
以高通2009年4月與中國手機方案商三木通信達成的協議為例，高通授予三木開發、生產和銷售使用CDMA2000/TD-SCDMA標準的用戶單元和模塊/調制解調器卡的全球專利許可權。三木需支付的專利權使用費“按照高通公司的全球標準費率計算”。
相比之下，在歐美市場多家巨頭對高通強力反彈，并在歐盟、日韓等多地發起反壟斷起訴時，高通后來與諾基亞、愛立信和博通等公司陸續達成了和解協議，其中還向博通公司支付了8.91億美元。
盡管如此，高通依然強調，與巨頭達成的和解協議，并不會影響高通在3G乃至4G的授權營收模式。這也就意味著，高通依舊堅持“一對一”的溝通方式，不管怎樣都盡量不會改變自己的游戲規則。
4G時代怎么收
2013年12月，在3G發牌4年之后，中國終于迎來新一輪無線發展機遇：4G。
巧合的是，幾乎在發牌同時，高通公司被企業投訴價格壟斷和濫用市場地位，被發改委調查，除了突擊搜查高通北京和上海公司，2014年3月份迄今4個月，包括高通總裁在內的高管人員，曾三次被發改委“約談”，直至近期，市場傳出發改委“確認高通壟斷事實”。
不過目前各方對此均沒有公開證實消息。
盡管發改委2月份首次證實調查高通時，曾強調“調查的原因很純粹，因為有企業舉報”。不過多名業內人士依然認為，這次調查與4G專利授權談判不無關系。
在此前后，高通暫時停止中移動三模手機(TD/TD-LTE/GSM)專利收費、與中芯國際戰略合作等，更是讓外界嗅到了微妙的信號。
新一輪4G博弈大幕將啟，而反壟斷也許只是開始。
經歷TD-SCDMA積累，在LTE時代，包括華為、中興等廠商，在專利話語權上也陸續提升。除了傳統的聯芯、展訊、聯發科外，近年來華為也開始拓展上游產業鏈，旗下海思芯片取得市場突破，中興也開始進軍芯片市場。
不過高通依然在4G無線技術上掌握不小的話語權。“雖然現在高通專利比重沒有像3G時代那么明顯，但依然還是繞不開。”野村綜研(上海)公司電信行業研 究副總監陶旭駿告訴記者，高通掌握CDMA底層核心解碼專利技術，并且后來又不斷創新、衍生很多新的專利。“實際上由于高通近些年來，在手機芯片、平臺解 決方案和專利上多方發展，其影響力反而越來越大。”
除了專利積累之外，高通在手機芯片領域更是處于絕對的壟斷地位，專利與芯片較強關聯的商業模式，也讓國內產業“又愛又恨”。
市場研究機構iSuppli中國研究總監王陽告訴記者，高通目前的授權模式，依然有很多捆綁，有些專利已經過時，同時，收費基數依然是基于手機整機，專利費比例5%，這對中國廠商來說確實不公平。
“一個是基數，一個是比例，就看最后政府和企業跟高通怎么去談。”王陽認為，在4G爭奪中，擁有核心專利，比如華為、中興等，情況會好一些，可以像諾基 亞那樣去交叉授權談判，其他一些相對缺乏專利的廠商就比較被動。“比較合理的方式是類似蘋果那樣，以富士康出廠價來收費。”
來源： 華夏時報
